4-1 地方博物館與公民參與-國際地區博物館委員會的博物館評量指南

 講題1│地方博物館與公民參與
—國際地區博物館委員會的博物館評量指南
講者
徐純/ 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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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博物館與公民參與
－國際地區博物館委員會的博物館評量指南

公民參與的思想是由民主理論來的，以世界各地的政局來說，時間大約是在1970年代開始，其發展過程並不像經濟的全球化腳步一樣，會產生有組織性的在各地同步發展，每個地區發展公民參與的腳步不一，也不一定由哪個領域來引導，但終歸會在當地的人民生活與文化層次上產生改變，也都同樣的要求國家權力應該透過參與的方式，分散到各個階層。普遍的認定是：無論哪項公共領域，政策的決定過程要有公民的參與才可能真正的落實，同時透過這種參與進而溝通的模式，就是民主社會所要彰顯的人性尊嚴與人權才得確立。要實踐這個「理想」的社會，不但要把這種思想深植於人心，而且要能讓全民都在日常生活上形成理所當然的行動表現，那麼就要將這種民主觀念透過社會化、理性化的訓練，讓一個社會的公民都以正確的態度與心理，對政府的決策有批判、反思、評論、以致有參與的能力，這種理想社會才有實現的一天。其實這種觀念的緣起可以追溯到博物館最初成立的啟蒙運動時期，也就是西方現代國家主義興起時，進而要求其國民成為「高等」公民，來彰顯海外帝國的國威，那大約是在18世紀，西方世界就把博物館當成教育全民的公共空間。博物館是一個具體的公共空間，它與民主、選民、甚至公民參與這種抽象的公共空間「名詞」不同，也就是說，它要以物件、物件保存、與物件研究及呈現等具體表現為主，這正是化想像於具體物件的訊息傳遞方式，如果我們以大英博物館的歷史為例，應該是最恰當的。

1753年大英博物館依據國會法令（the Act of Parliament）於六月七日成立the Trustee of the British Museum的時候，倫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歐洲最富有、最大的金融中心的城市，當然也是當代歐洲收藏繪畫、古董、書籍、與自然珍奇物件最多的地方。這些都屬於當時皇家、貴族、教會的收藏卻因大英博物館的開放而成為公眾教育的據點；另一方面，這個博物館所代表的新思維是：「由國會（Parliament）所購置的收藏，即不屬於國王、也不屬於國家，而是屬於所有在這塊土地上的每個人」 這種「珍奇櫃」（cabinet of curiosities）屬於每個人的思維是根據英國的家庭法律而來的，即：信託（the trust）而使大英博物館可能合法化。這個信託的重點在於「確保大英博物館所有的財物的管理，不僅是為這一代的利益、也是為尚未誕生的所有下代子孫的利益與欣賞而保存。」所以國會建立大英博物館的極終目標就與一個家庭一樣，在於繁榮（posterity）社會延續的後代。以當時的世界局勢看，大英博物館的成立與它的歷史、與17, 18世紀啟蒙運動有關，他們將從世界各地蒐集物件、經過系統分類的組織、從觀察其中所產生的異同現象來將世界自然律釐清出來，他們要把這些研究的物件、標本與圖書委託給這樣的一個負有教育功能的公共場所，來為後代保存與呈現，這就是博物館。

雖然當時尚未有今天所提倡的公民參與的說法出現，但在這些肯於捐獻自己的收藏、知識、圖書與時間的知識份子頭腦裡，已經有這樣一個全民參與之前應該有的教育的理念存在，就像同時產生的教育制度一樣。他們認為所有的藝術與科學都與自然及人為的珍奇收藏有關連，因此以博物館的陳列與圖書館的知識都是教育全民的好資料，於是國會以國家樂透的兩萬英鎊購置Sir Hans Sloane的71,00物件、50,000本書、手抄本、與素描、另外有370冊的乾燥植物標本，把其他三項皇家收藏合併保存於博物館中，這三個收藏是：1700年捐給國家的Cottonian的錢幣與手抄本與買來的Harleian手抄本收藏、與King George II給的the Old Royal Library。因此國會指派了三個主要信託團體來為全民負起這項特殊信託的利益，他們是：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the Lord Chancellor and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leaders of the three component elements of Parliament。由這三個組織組成一個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這個開創性的非營利組織終於成為所有西歐博物館的典範。於1753年六月七日King George II將之置於House of Lords，至1759年在Montagu House由博物館信託管理並開放給民眾。有了這項信託（the trust）成立才有可能使大英博物館合法化。

台灣與其他後殖民國家的博物館，大半都是殖民主用來做政績的宣導，常常在尚未有法律空間之前，就在政府「由上而下」的政策來成立博物館，其中並沒有要先為民主社會教育民眾的目標、也毫無率上「民眾信託」的基礎、更沒有民主社會「公眾參與」的理想。大英博物館其實是為實踐珍奇財產屬於全民、將之合法化（即：社會化與理性化）、教育民眾的「學習做一個全民參與社會的公民，以正確的態度與心理，對政府的決策有批判、反思、評論、以致有參與的能力」做起步。

基於這項啟蒙運動共同的理念，1789年法國發生大革命，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之後，皇家、教會、貴族的財產與收藏全都沒收為全民所有，並成立羅浮宮博物館，於1793年開放讓全民觀賞，也在1794年由第一共和國的國民大會下令，由藝術臨時委員會提議、由國民大會的公眾教育委員會採用的，宣布一份對收藏的庫存與保存的操作手冊之指示，要將這些收藏作為「全民藝術、科學與教育之用」，頒發到全法國各地，包括了共和國的所有範圍內的所有藝術、科學、與教學的物件。這個動作也將博物館置於法律地位上，博物館正規的負起教育全民的責任，來朝向民眾可以參與社會各領域的決策。雖然從這個法令我們看得出來，法國博物館是屬於全民革命爭取而來的文化資產，國家應該致力於保存與呈現，但我們也可見到博物館要求「社會化與理性化」的教育動作，早在18世紀現代國家的博物館發生時就開始了！

美國雖成立於較早的1776年，但在這個移民開墾國度裡，要有一個博物館也只能接受1773年在南克羅萊那州(South Carolina)成立的那種查理斯頓博物館(Charleston Museum)，其收藏是1705年就開始的在地自然史動植物、礦石與所謂的藝術奇珍異物之混合體；其館長彼樂（Charles Willson Peale, 1741-1827）以模擬實景做動物、鳥類、昆蟲的標本展覽。由於他出於一門皆為畫家的家庭，所以將自己及家人所繪三百餘幅的美國國父們的畫像參展於其間。1794年將他在費城家的彼樂博物館（Peale Museum）移至美國哲學學會之哲學廳及獨立紀念館，又其子Rembrandt Peale另在巴爾帝摩（Baltimore） 建立博物館，該建築是由龍恩（Robert Cary Long, 1770-1833）設計的，是美國第一座、世界第三座專為博物館而設計的建築（其他兩座是牛津大學的艾緒模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與馬德里的Museo del Pardo）；另外彼樂家族在紐約也有成立分館。當時彼樂家族的博物館也收費，可見早期美國博物館之文化貧乏與混雜，但我們對他們博物館定義為教育性的公共空間卻毫不置疑，只是美國的博物館成立的目的不在於宣揚國威，而是在地的認同。

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社會型態漸漸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世界的財富也漸漸的集中於美國人的手中，歐洲很多國家的皇室也因政治爭奪而變賣藝術收藏，「歐洲在政治與社會的改變而造成現在的機會，可以用低價買到任何類型的藝術品」。所謂「政治與社會」說的就是戰爭與革命的結果，它使很多貴族與地主家族都弄窮了。當然也由於美國社會深悉博物館背後推動的精神，它可以給新國家最重要的城市帶來肯定的效果。 於是由美國駐德大使兼聯合俱樂部主席傑約翰（John Jay, Minister to Germany and President of the Union League Club），他把博物館發展的藝術博物館的概念委托給該俱樂部的委員會，在1869年首次開會就選出白來恩（Cullen Bryant）為主席，他是個詩人也是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Post）的主編。開會當中，主持靈魂教會（all Souls Church）的貝洛斯博士（Dr Henry W. Bellows）提出這麼一個符合雄辯的問題給這些有權力的紐約人：「我們可以透過我們擁有的這些過多的財富，在世界上任何偉大具深奧意義的藝術市場上出高價來威脅別人」，於是西方的文化資產漸漸轉移到美國人的手中。1870年全部依靠私人捐款的大都會博物館在紐約開放，博物館從此脫離現代國家主義者或政府的策略家「由上對下」的菁英教育，而換手到民主社會的工商業界推動社會進步的非營利事業，也從此與民主政治同步進行發展。

整個20世紀美國博物館的發展與美國的社區發展形同一體，深究其原理仍然是要實踐這個「理想」的社會，當1894年1月25日國家公民聯盟的創立者們首次在費城召開會議時，美國各地的地方政府都非常的重視他們的思想。當時的地方政府相當腐敗，裙帶關係、偏袒、賄賂在全國各地的城市都非常猖獗。結果，地方政府都不能面對他們所要致力的挑戰。在公民與政府之間產生本來應該維繫的互不信任。國家公民聯盟把這個組織視為政府與其選民之間「不連接」的橋樑，這對重建美國的民主是相當重要的。他們焦注在兩個議題上：為地方政府專業化找方法；並提供羅斯福（Teddy Roosevelt）所謂的「自治政府」（self government）。這兩項工作在使社區發生其應有的作用上，公民扮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1904年美國博物館協會的成立，會員幾乎都以地方博物館為主，他們做經驗交流的雜誌 Museum News 也都是來自地方博物館的文本。由於他們的支持者多來自私人工商界，因此跟著工商進步的腳步，這些贊助者也要求博物館人要有專業主義的觀念，強化了歐洲知識份子才會促使社會公民進步的「菁英博物館」的模式，而轉變為專業人員運作的「團隊模式」。所以博物館協會成為他們專業人員交流經驗、互相學習的主力，再加上專業人員的倫理與民主尊重的態度，使得博物館成為美國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權、與法律」之基石，也終於將美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成今天世界的文化巨無霸。

第一次與第二次大戰之間的年代中，也促使世界的、尤其是歐洲的博物館產生一次多元性的變化，他們的博物館及維多利亞風格的文化機構為應變而改變他們的歷史軌跡，尤其為反應英國以後方支援前線的政策，博物館本身也因此改變了博物館的性質。戰爭期間的每一件事，至今仍可見其痕跡，我們今天生活中仍流傳著很多戰爭傳說，卻沒有關於這些戰爭的本身。在這些痕跡中，記憶感情多於事實，那是悲哀、迷惘與驕傲。這兩次戰爭的主要戰場在歐洲，給每個人都留下應付、掙扎、忍受的哀痛。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修戰日並不是要榮耀一個國家參與戰爭，而是與個人有關的，這是他們的權利，我們要為他們的死哀悼。當然戰爭不是沒有原因的，它起因於工業化的快速、帝國的建立與敵對，而其導火線是對德國帝國精英統治野心的害怕，英國內閣當時並沒想到代價的沉重，在Arthur Marwick在1965年出的書「大洪水」（The Deluge）裡，就將這個戰爭重點放在瞭解英國的後方（home front），及國內情況與戰爭前線的關係上。

當然，在這個領域的學者都遭遇到表達的語彙的問題，因為經過這浩劫生存下來的人遍於各處，這些第一手經驗的資料是由戰爭產生的詩、藝術、音樂，個人的短暫的記憶、年青兵士年青護士暗淡的照片等個人記憶譜成的，這些在戰爭中都是沒有未來的記憶。還有的是在戰後幾年所列出沒有回來的兄弟、表兄弟、朋友。甚至在最小的村子裡都會看到「逝者」的名單列在石碑上。在戰後，每個人都有恢復到「正常」與記憶中的戰前情況之強烈慾望，因為戰爭期間他們有太多的改變與挑戰；人們都要有可信的事物，尤其是他們的記憶可以信託的物件。這種想法，事實上，在戰爭期間就繁殖在人們心中，但它也使戰爭後國家在面對社會與經濟問題時，產生緩慢與不真實的取向。很多博物館在戰爭中做為後援之一的時候，也保留了一些戰爭或戰俘的物件，這個原因就成為有繼續彌補個人哀痛的理由而運作下去。尤其是由地方上找出來的資料更是問題性的資料，徵兵或募兵的登錄簿、信件登記簿、溝通信件，其存活的可能幾乎是偶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中最重要的資料來自地方的會議記錄，裡面有相當豐富的戰爭與後援細節，是戰後幾年中最有啟發性的主要資料。於是在地方博物館裡呈現這些寶貴的史料與「歷史」物件、說個人在戰爭期間的故事，使得博物館成為治療哀傷的公共空間，於是地方博物館的重要性比戰爭之前更為重要。

歐洲的1970年代前半段時期，是工業革命豐收的最後一期，後半段產生的生態問題卻帶來工業必然是災害的判決，社會各層的組織首先對過去的「菁英」所作的判斷由置疑而行動，尤其是在政治領域，因此，幾乎是同步的起了「公民參與」決策過程的運動。在博物館方面，尤其在法國的生態博物館、美國的地方、社區、結鄰社區博物館的發展，幾乎成為世界「新博物館學」的標竿，博物館進入第三次的大改變。1971年國際博物館協會第九次會議在葛諾布（Grenoble）舉行時，法國環保部部長做了一個演講，而賀維埃何（George Henri Riviere）與德瓦凡（Hugues de Varine）兩人把他的意思結合於當時博物館在國家公園進行工作的趨勢中，說明博物館致力於文化保存的取向，不是為了公眾地位，（public sphere），而是為一個社區。從此這個研究方向成功的為生態博物館一詞作新的結論。這位生態博物館之父賀維埃何，於1980年1月定稿的第三版（也是最後一版）生態博物館定義：它是實驗室、保存中心與學校，這是基於一項共同的原則來作的意義。就是我們要了解文化存在的意義，我們必須以廣義的角度來看，期盼文化能培養自己的尊嚴和推動藝術的啟示，而不論文化是源自哪個層次的人民，他們不必分菁英或俗民。文化是多樣化、永無止盡的，也因此它的元素在每一例子中都因而有所不同。所以這個三個元素不是自我封閉的型態，它可以接收、也可以付出。這種演進式的生態博物館定義把它看成「是一種參與式管理的模式，而這個模式可以在一般生活的文化領域上有重要的突破發展」。這才真正的把「公民參與」的民主社會思維帶入博物館的功能上，尤其是地方、社區博物館。

這項改變的力量主要還來自另一個方面：十八世紀原來的博物館就是一個民族國家文化的具體化，而這些殖民主在殖民地所建立的殖民博物館，對殖民地的物質文化（物件）雖然是殖民地生活形成的一部份，可是在西方意識的呈現中，難得受到尊重，所以無論儀式上、禮儀上、功能上、信仰上、或政治上的使用都失去物件原來自己的生命與精神。後殖民國家紛紛成立，博物館的原始作用不能再是移民區（歐洲人在其殖民地居住的社區，settler community）娛樂的地方，他們開始思考如何提供當地人所需要與有興趣的博物館，用他們自己所見到的來詮釋他們的歷史，從自己的歷史認知來增加民眾生活與發展的知識與技能，於是後殖民國家的博物館必須扮演雙重的角色，它是國家（自然與文化）資產的管理員、也是現代生活文化發展與交流的論壇。於是過去幾十年在後殖民國家所成立的博物館，不但尊重新國家的認同，同時也使用過去博物館的方式，透過展覽與民眾活動的節目，在展演過程中灌輸認同與尊嚴的意識，使他們參與於社會的對話中。這些新的發展反應出博物館在後殖民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論述上所負起的核心角色，而表現出它的多元文化的活動與它所扮演的社會公民教育的積極角色。它們傳達了記憶或認同是很有影響力的訊息。

從1980年代開始，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數量與類型急遽的增加，這個文化的機制已經隨著帝國主義而傳遍世界每個角落，以致於不只有財富的國度裡的人要成立博物館，連貧窮、偏僻的地方，也要有博物館來呈現他們的文化，就是這兩百年來博物館對所在地賦權的責信度，贏得全世界人的信任感。1990年代又隨著後工業興起的服務事業，觀光業成為最佳賺錢的手段，同時又可以呈現在地文化，所以現在的博物館成為「全球化文化」觀光的現成機制，尤其生態博物館「雙向溝通」的新博物館學，博物館未來的基本問題之一將在於它們是否可以在新發展中，以特殊活動導向與體驗做休閒的服務，並發現博物館在社會的地位，也要與其他休閒機構相競爭，例如：主題樂園、遊客中心、教育與娛樂中心和大眾媒體。觀眾與使用者對博物館的需求，已經從單純的物件呈現，變遷為以氣氛與多媒體支持的舞台管理、絢麗的服務。

而博物館與這些休閒機構唯一不同的重點在於他的發生本質：以教育功能為目的，所以在競爭資源之餘，博物館如何保持它的任務聲明來持續社會對它的責信度，隨著博物館的多元化、資源的競爭大，而成為現在館員們的重大挑戰。

國際地區博物館委員會聯合國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旗下之一國際組織，博物館界早於1963年就意識到地方博物館重要性而成立的，但並非一個依法立案的獨立組織，而是附屬於ICOM的一部份而已，每年都要開一次年會。因此它的會員可以是ICOM個人會員身分即可，可是董事會的成員則必須來自ICOM的國家會員資格，僅具個人會員資格不能被選為董事。它在這些年中所舉辦的討論會與出版品都在探索很多不同的主題。但是簡單的概括起來，國際地區博物館委員會最注重的兩個焦點，事實上是一件事的兩面：一面是比較哲學性的，而且是與它們社區有關的，就是地區博物館的角色；另一方面是比較方法論的，是在功能上與地區博物館工作有關的實際面。這本書是兩本合併翻譯的：「改善博物館的品質與標準之指南」與「博物館的認證：博物館的品質保證」，就是在1999~2002四年之間，四次年會所討論的這兩個面向，其目標是要呈現目前在博物館工作品質系統化領域上，一個國際性的觀點。

這種理念正是美國民主社會的社區發展所帶出來的，博物館的議題都是從社區產生，對企業、政府、非營利團體與公民要有效的工作，就必須創造出「公民的」（civic）或「安全的」（safe）空間來。這些空間要由領袖權範圍出現具有多樣透視的個人，聚集起來解決各個不同的問題、發展出不同策略來解決複雜的問題。如果社區要抵制機能障礙政治的環境，要有效的努力於地方的問題，社區的所有部門，包括文化團體，都必須朝向共同的目標、加入團隊工作。這個面對社區的問題不是政府就可以單獨解決的，這是要以社區為基礎來完成組織的問題。我們也不能希望公私合作夥伴關係獨自來解決地方的問題，但因為企業界的範疇越來越走向國家化、國際化，而越來越少與地方關心的問題有連接，而非營利組織卻是經常以問題為基礎，它的形成是為致力於存在於社區中每群不同人口或鄰區的特殊需要。21世紀成功的社區，應該是那些鼓勵企業、政府、及非營利團體與公民共同努力的方向，來協助社區達成它的集體目標，迎合它社區共同的挑戰。
所以這個聯合國的地方博物館委員會所討論到的議題大多集中於：
公私合作夥伴的形成：在1970年代，政府與企業部門之間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這是致力於社區問題相當受歡迎的方式。很多社區領袖建立公私共同投資的夥伴關係來迎合社區經濟的挑戰，這種方式在很多城市與城鎮幫助結鄰、恢復生機。以那種成功的公私共同部門經濟共同發展的模式，就被採用來致力於應付各方面的挑戰，例如教育、犯罪、健康等。

非營利組織的浮現：同時非營利組織也開始醞釀，做為草根社區利益的保護者。社會需要的增加、再加上政府資源的有限，使社區為基礎的機構更需要聚集時間、金錢、與服務的貢獻。事實上，非營利組織就是以社區為基礎，他們工作的驅動力就是社區的需要。在1980年代，社區開始在解決社區問題的過程中把非營利組織當成全職的夥伴。

公民實踐主義（Civic Activism）的興起：在1990年代，公民對於會影嚮他們生活的決定與規劃，開始有更深涉的參與而且發出聲音。解決問題的取向在1970年及80年代所彰顯的並不充足，逐漸增加的不同人民團體，不但要求他們有加入「決策的桌面」，而且堅持要有真正決策的權力。因而，公民發現他們可以支配的權力大部份是否定的，經常只有說「不」的能力，而已經開始在阻礙社區的行動卻因沒有社區的參與而更大。

今年2005的年會參與成員僅23人，當然大部分都是董事，與我同行的學生林莉玲都是以ICOM個人會員參與，無法代表中華民國或台灣地區。其他參與成員除了地主國的英國與Isles of Manx 代表之外，分別來自紐西蘭、奧地利、德國、義大利、台灣、北愛爾蘭、Ljubljana、 Land Salzburg、Croatia、與墨西哥，還有一位ICOM主席派來的代表Hassan Arero，是非洲來的。議程則分兩部分，十月2~6日在Isles of Manx舉行，剩下十月7~8部分則回到英格蘭島上的Liverpool，但是主題都是一致的：博物館與夥伴關係。這項會議與其他博物館協會的形式都差不多，有演講與參觀當地重要的博物館，只是規模小的多。而演講部分不管是代表性的演講人或介紹各自的博物館，議題都集中於他們地區的博物館與其他文化或休閒機構的合作夥伴關係。

例如第一天的三位代表性的演講就從三個方面來談合作夥伴的關係：

1.Stephen Harrison, Director Manx National Hertage為我們介紹Isles of Manx的社會背景，主要是天主教社會的主導，這個島的人口雖然僅不到八萬人，卻是多元移民所組成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因此如何用博物館來教育下一代如何尊重他族群宮同生活是主要的目的；博物館的另一項目的則是公民教育（education of citizenship），要下一代了解尊重他族與環境，所以這個迷你小國的博物館主要對象就是學生。ICOM自19世紀就已經發展起來的觀光業，雖然 1960年代以來遊客下降，但由於他們的國立博物館能善加利用其文化資產，最近幾年以來，不但居民回流遊客也明顯的逐年在增加中，與觀光業合作關係也是博物館重要的目的之一。在之後的幾天參觀景點與社區的行程中，這項目的的達成可以說這是一個「以文化立國」的成功計畫。

2.John Gall, Director of Development, 北英格蘭的戶外博物館Beamish的經營。這是一個頂頂有名的戶外博物館先鋒之一，它的成功都建立在他們與其他休閒業的合作。其中一場是Beamish 的發展部主任John Gall報告他們的經營：Beamish是屬於地方政府，他們在1977年開幕之前就已經有十年的收藏過程，但地方政府並沒有資金來經營，因此這個地方的經費都要自籌，因此實際上他們是獨立經營的（這很像走馬瀨的情況）。在一年有七個半月旺季可以支持220個員工，淡季則僅保留80人工作。旺季工作的館員他們比較不用工讀生，因為這個戶外博物館要吸引的是休閒遊客，工作的性質多是服務的表演來代表過去工業時代的生活，學生們缺乏實際工作與生活的現實經驗；平日他們也少有義工的協助，他們也會有培訓的時間，而且是常常是讓已經做過的人來傳授給下一批工作人員。（補充：如果每天有工作後短暫的討論，或讓館員提出當天所遇到觀眾服務時的問題，那麼形成Q&A的累積就可以編成授課的教材。）作者與John Gall私下閒聊時提到火車時，他也同意火車是最好經營的一項休閒活動，人們喜歡火車是因為它燒煤的味道是古早的，它慢行可以達到休閒遊樂的目的。 Beamish的火車營運與礦區一樣都是由社區人士的加入，合夥經營的，他們不再提起過去的悲情，而是找出未來娛樂休閒的空間，讓社區中與這些項目有關的人聯繫起來，就地經營管理。與專業人員的合作是收藏部分，專業人員可以讓地方上有收藏的人可以集中管理、保存與做詮釋性的展示與出版，這也是為地方博物館做長期收藏的打算。另外Beamish也有過去的銀行，他們也發行園區內的幣制，因為人們都喜歡收藏這種園區製造的錢幣做紀念；同時他們也讓觀眾攝影接觸黃金的經驗，這都是賺錢的服務項目。

3.Alberto Garlandini, Regional Director of Museums and Museum Networks－Regione Lombardia。他的講題是博物館的網絡：地區博物館的未來，討論集中在文化的基本設施如何為社區的生活與地方發展提升品質。Lombaydia地方政府已經對小博物館做第一步的認定工作，雖然不是深入博物館質性的研究資料分析，至少他們已經有標準的提出與討論，用這個起點做網絡的聯繫是地方政府要繼續努力的取向。另外地方政府在財務與培訓專業人才兩項博物館基礎工作上也做了必要的準備。
至於其他六場的案例討論，大都可作為台灣地方博物館可以參考的資料，有興趣的人可以直接向我索取資料。